摘要：2025年10月21日全国佛教界“学法规、守戒律、重修为、树形象”教育活动动员会的召开，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新阶段。本文以该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，基于宗教中国化理论与宗教治理现代化视角，运用政策分析与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，系统阐释活动开展的时代背景、核心内涵、实践路径，剖析其在推进佛教健康传承与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。研究发现，该活动通过法治引领、戒律约束、修养提升与形象塑造的四维联动，构建了佛教界自我革新的实践框架，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具象化路径。研究认为，活动的深入推进需破解地区发展失衡、传统与现代融合等挑战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从严治教常态化，助力佛教中国化向纵深发展。
关键词：佛教中国化；宗教治理；戒律建设；法治宗教；自我建设
一、引言
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，关系社会和谐、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。2025年全国佛教界启动的“学法规、守戒律、重修为、树形象”教育活动，既是对党中央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”重大论断的实践回应，也是佛教界应对时代挑战、实现自我净化的主动探索。
当前，中国佛教面临双重境遇：在政策层面，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”已成为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根本遵循，从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明确该方向，到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，十年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指引与政策框架；在实践层面，社会转型期的商业化、世俗化浪潮对佛教传统生态构成冲击，部分领域出现的功利化倾向亟待通过制度化建设予以匡正。
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宗教中国化的宏观理论阐释或单一问题治理，对佛教界以系统性教育活动推进自我建设的研究尚显薄弱。本文通过解析“学法规、守戒律、重修为、树形象”活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，探寻佛教中国化的微观实现路径，为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。
二、教育活动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根基
（一）时代背景：政策引导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
政策层面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“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”，为宗教活动划定法律边界。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的实施与修订，构建了宗教事务治理的法治基础，也对佛教界依法依规开展活动提出明确要求。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陈瑞峰指出，此类教育活动是“促进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然要求”，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界自我建设的引导与支持。
现实层面，社会转型期的佛教发展面临多重挑战：商业化侵蚀导致部分场所偏离宗教本质，世俗化冲击弱化了教职人员的修持传统，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佛教界整体素质参差不齐。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佛教自身传承，也对宗教的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，亟需通过系统性教育活动予以解决。
（二）理论根基：多元理论的融合支撑
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构成活动的根本遵循，其核心要义在于引导宗教团体在法律范围内活动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。该理论要求佛教界既要保持信仰内核，又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，通过自我调整实现与时代同步。
宗教中国化理论为活动提供方向指引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支持宗教“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、时代进步的内容，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阐释”。活动中“重修为”“树形象”等内容，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具象化实践，推动佛教在精神内涵与文化表达上实现中国化转化。
宗教治理现代化理论明确活动的方法路径，强调运用法治思维提升宗教团体自我管理能力。活动构建的“问题整改—监督检查—制度完善”机制，恰是宗教治理现代化在佛教界的微观实践。
三、教育活动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
（一）四维内涵：构建佛教自我建设的完整体系
“学法规”聚焦法治素养提升，以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核心学习内容，通过专题培训与常态化教育，强化佛教界的法律意识与合规能力，确保宗教活动在法治轨道运行。这既是对“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”要求的响应，也是佛教界规避法律风险的现实需要。
“守戒律”立足宗教传统根基，强调坚守佛教基本戒律，规范僧团生活准则。其核心在于抵制商业化侵蚀，通过戒律约束净化宗教生态，这与各宗教团体联合发出的“崇俭戒奢、正信正行”倡议精神高度一致。戒律作为佛教伦理的集中体现，是维护僧团和合、保持宗教本色的关键。
“重修为”指向内在精神提升，涵盖道德实践、专业素养与人格塑造三个维度。通过深化教义研习与修行实践，推动教职人员从“形式持戒”向“心性修持”转变，夯实佛教健康传承的人才基础。
“树形象”侧重外在社会互动，以“爱国爱教、正信正行”为目标，通过参与社会公益、传播正能量等方式，提升佛教的公众信任度。这一内涵回应了“引导宗教为促进社会和谐服务”的时代要求。
（二）实践路径：制度保障与多元方法结合
组织实施上，活动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，明确各级佛教团体的责任分工，形成全国统筹、地方落实的协同格局。这种层级化架构确保了教育活动的全员覆盖与有效推进，避免“上热下冷”的实施困境。
学习教育采用“三结合”模式：专题学习与常态化学习相结合确保教育持续性，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提升教育实效，典型示范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强化价值引导。这种多元方法适配了佛教界人员构成复杂、地区差异显著的现实特点。
问题整改实行清单化管理，通过建立问题台账、强化监督检查、严格整改验收的闭环机制，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。制度建设则聚焦长效机制构建，推动从严治教从“运动式”活动转向“常态化”治理，为佛教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四、活动的预期成效、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
（一）预期成效：多维价值的协同实现
法治素养提升方面，通过“学法规”环节的系统教育，佛教界依法办教能力将显著增强，宗教活动与法律规范的契合度持续提高，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奠定基础。
宗教生态净化方面，“守戒律”对商业化、功利化倾向的遏制作用，将推动佛教回归信仰本质，恢复“以戒为师”的传统风貌，形成风清气正的宗教环境。
社会认同增强方面，“树形象”带来的公益参与深化与正面形象塑造，将改善公众对佛教的认知，提升宗教的社会公信力，夯实宗教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基础。
传承质量提升方面，“重修为”培育的高素质教职人员队伍，将推动教义阐释的时代化发展，为佛教中国化注入持续动力，促进佛教健康传承。
（二）现实挑战：发展中的多重制约因素
地区发展不平衡成为活动推进的首要障碍。经济发达地区佛教团体资源充足、基础较好，而部分偏远地区受限于资源匮乏，教育活动的实施质量与深度难以保障，可能导致全国佛教界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。
传统与现代的平衡难题亟待破解。在抵制商业化的同时，如何运用现代技术提升管理效能；在坚守传统戒律的同时，如何回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，可能影响活动效果。
外部环境压力持续存在。商业化、世俗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，仅靠阶段性教育活动难以彻底根除，需警惕问题反弹回潮。长效机制建设不足则可能导致活动流于形式，难以形成持续治理效能。
（三）优化路径：精准施策与长效构建
针对地区差异，应建立“分类指导、资源倾斜”机制。对基础薄弱地区加大培训支持与资源投入，通过数字化手段开展远程教学，缩小地区实施差距。借鉴部分寺院“严格管理提升形象”的经验，培育地方典型并予以推广。
平衡传统与现代关系，需强化教义阐释的时代化转化。深入挖掘戒律中与现代法治精神、诚信理念相契合的内容，形成“传统戒律—现代价值”的转化机制。同时合理运用数字化技术，开展线上修行指导与公益传播，实现传统内涵与现代形式的有机统一。
构建长效机制需完善制度闭环：在监督环节引入第三方评估与信众监督，增强透明度；在激励环节建立“修持成效—社会评价”的考核体系；在保障环节将活动成果固化为规章制度，推动从严治教常态化。
五、结论
全国佛教界“学法规、守戒律、重修为、树形象”教育活动，是新时代佛教界响应国家号召、推进自我建设的重大实践。活动以法治为引领、戒律为根基、修持为核心、形象为目标，构建了四维联动的自我革新体系，既体现了对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”等宏观政策的精准落实，也回应了佛教界应对商业化、世俗化挑战的现实需求。
从理论价值看，活动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路径，证明通过系统性自我教育，能够实现宗教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良性互动。从实践意义讲，活动所构建的“学习—整改—制度”治理链条，为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范式，对其他宗教团体的自我建设具有借鉴价值。
尽管活动面临地区发展不平衡、传统与现代融合等挑战，但通过分类指导、教义转化与长效机制构建等优化路径，有望实现预期目标。未来，随着活动的深入推进，中国佛教将在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道路上实现健康传承，为构建和谐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宗教智慧与力量。
作者简介：
周玉春，军地事业推动者、社会活动家，现任军地管理中心总平台、为人民服务总平台主任，兼任中国退役军人培训创业指导中心主任、健康中国万里行组委会执行主席、《军地·智库》内参主任、军地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等职。其主导创建的《军地·智库》内参，以内部简报形式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基层实情、建言资政，已推动数十项战略性提案落地。同时，整合资源成立国家国际生物总平台、全球应急联盟、军地应急救援总队等机构，构建覆盖生物安全、应急救援、防恐维稳的协同网络。围绕应急救援的文化、理论、技术、装备、指挥协调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工作。加强应急救援队伍人才培养，完善应急装备物资储供体系等工作，以提高应急救援的效率和效果，更好地应对各类灾害事故，保护国家和经济社会稳定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