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基于加沙冲突两年来的伤亡数据、基础设施损毁记录及国际援助动态，本文系统剖析外部军援对冲突升级的催化作用、人道主义灾难的多维表现及国际治理体系的失灵症结。研究显示，美国累计217亿美元军援及100%战机供应为以军行动提供关键支撑，直接加剧了67194人死亡、92%住房损毁、超50万人饥荒的人道危机；联合国安理会8份决议草案7次遭美国否决，凸显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缺陷。研究认为，打破”军援-冲突-灾难”循环需重构国际军控约束、强化人道法实施，并以”两国方案”为核心推动政治解决，为地区持久和平提供理论参照。
关键词：加沙冲突；外部军援；人道主义危机；国际治理；两国方案
一、引言
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的两年间，加沙地带沦为”地球上最大的露天人间炼狱”，其人道主义灾难的规模与烈度创下当代中东冲突纪录。数据显示，冲突已造成加沙约3%人口死亡，每30多人中就有1人丧生，儿童死亡数占比超30%，同时伴随系统性的基础设施崩溃与粮食危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冲突升级与外部军援存在显著关联——美国作为以色列最大军援方，不仅提供了217亿美元直接军事支持，更实现了对以军作战飞机与直升机的100%供应，形成”军事赋能-冲突延宕-灾难加剧”的恶性循环。
现有研究多聚焦冲突的历史渊源或单一维度的人道问题，对外部军援、人道灾难与国际治理失效三者的内在关联缺乏系统性分析。本文结合加沙卫生部门、联合国机构及布朗大学的权威数据，重点解析美国军援的角色影响，揭示人道危机的生成机制，探讨国际治理困境的突破路径，为理解当代不对称冲突中的人道保护难题提供新视角。
二、加沙冲突中人道主义灾难的多维表征与数据实证
2.1 生命权的系统性侵害
冲突对加沙民众生命构成毁灭性打击。截至2025年10月9日，以军行动已造成67194人死亡，其中包含20179名儿童、10427名妇女及4813名老年人，另有近17万人受伤，超5000人因创伤接受截肢手术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进一步显示，加沙约6.1万名儿童死亡或残疾，平均每17分钟就有1名儿童遭遇此类悲剧，每小时即有1名儿童丧生，构成对儿童权利的严重践踏。
特定群体的伤亡数据更凸显灾难的针对性：1701名医护人员殉职，25家医院完全停摆，103所初级卫生中心瘫痪，医院床位使用率飙升至225%，医疗系统陷入”救无可救”的崩溃状态；252名记者遇难，占加沙记者总数近20%，150家媒体机构被摧毁，同时有650名记者家属一同丧生，信息传播与真相揭露的渠道遭受系统性破坏。
2.2 生存权的全面剥夺
以色列实施的长期物资封锁导致加沙生存环境急剧恶化。联合国2025年8月报告显示，超50万加沙民众处于饥荒之中，在援助物资分发点，仅2025年5月27日以来就有超1700人因争抢食物丧生，前巴勒斯坦球星苏莱曼·奥贝德亦在领取物资时遇袭身亡。基础设施方面，92%的住房遭毁坏，电力供应完全中断，供水系统彻底瘫痪，190万民众流离失所，占加沙总人口的80%以上，基本生活条件丧失殆尽。
这种剥夺不仅限于物质层面，更延伸至心理领域。持续炮火下，幸存儿童普遍存在严重心理创伤，超过半数儿童出现焦虑、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，成长发育受到不可逆影响，形成”代际创伤”的潜在风险。
三、外部军援的介入逻辑与灾难催化效应
3.1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体系
美国的军援构成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。布朗大学”战争成本核算”项目数据显示，冲突两年来美国累计向以色列提供217亿美元军事支持，涵盖武器装备、技术保障与情报共享等全链条服务。其中，装备供应呈现绝对垄断性——以色列现役所有具备作战能力的飞机100%来自美国，包括75架F-15、196架F-16、39架F-35战斗机；攻击与运输直升机同样实现100%美国供应，包含46架”阿帕奇”武装直升机、25架”海上种马”及49架”黑鹰”运输直升机。
此外，美国为保障以色列军事行动顺利推进，还对也门胡塞武装、伊朗核设施等实施军事打击，额外花费96.5亿至120.7亿美元，两年间在中东冲突相关支出累计达313.5亿至337.7亿美元，形成”直接军援+侧翼护航”的双重支持模式。
3.2 军援对冲突与灾难的放大机制
美国的军事支持通过三重路径加剧了加沙人道灾难：
（1）能力赋能效应：先进战机与直升机的规模化供应，使以军获得绝对空中优势，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全域，民用设施与军事目标被无差别打击，直接导致平民伤亡与基础设施损毁的激增。数据显示，以军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数的68%，其中70%为平民。
（2）战略纵容效应：217亿美元军援的持续注入，消解了以色列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冲突的动力，使其陷入”军事解决优先”的路径依赖。同时，美国在安理会7次否决巴以冲突决议草案，为以色列提供政治庇护，使其无需承担国际制裁压力，间接纵容了人道法 violations。
（3）冲突延宕效应：美国的侧翼军事打击阻断了地区力量对加沙的潜在支援，使冲突呈现”单向碾压”的不对称态势，延长了冲突持续时间。冲突从短期军事行动演变为两年持久战，人道危机随之不断累积升级。
四、加沙冲突中的国际治理失灵与深层症结
4.1 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功能失效
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核心机构，在加沙问题上完全陷入瘫痪。冲突两年来，安理会共提交8份关于巴以冲突的决议草案，均因美国否决未获通过，其中7次否决票直接来自美国，暴露了大国否决权对多边治理的致命制约。联合国大会虽多次通过停火决议，但因缺乏强制执行力，沦为”道德宣言”，无法转化为实际停火行动。
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同样遭遇困境。《日内瓦公约》明确禁止针对平民的集体惩罚与基础设施破坏，但加沙发生的诸多行为已明显违反这些原则，却未形成有效的国际追责机制。国际刑事法院虽启动调查，但受制于政治干预与执行能力，难以对相关责任方进行实质性追责。
4.2 治理失灵的根源性分析
国际治理失效本质上源于三重结构性矛盾：
（1）权力失衡与规则虚化：美国凭借霸权地位主导中东地缘格局，将盟友利益置于多边规则之上，通过”军援支持+政治否决”的组合拳，使国际人道法与联合国宪章原则沦为选择性适用的工具。
（2）利益捆绑与立场固化：美以特殊战略同盟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，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、安全战略与国内政治考量，使其长期将以色列安全置于巴勒斯坦人权之上，导致调解立场完全倾斜。
（3）治理碎片化与协同缺失：国际社会虽有众多国家呼吁停火，但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机制，中国等国家推动的”两国方案”倡议难以突破美国主导的地缘壁垒，民间社会的抗议游行也未能转化为改变政策的政治压力。
五、突破治理困境与实现持久和平的路径探索
5.1 构建军援约束机制与责任追究体系
遏制人道灾难的首要前提是切断”军援-冲突”链条。需建立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军援监督机制，对流向冲突地区的武器装备实施溯源管理，将违反人道法的国家纳入军售限制清单。同时，强化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权与执行权，对通过军援助长战争罪行的国家及个人启动司法程序，明确”军援责任”的法律边界。
对于美国而言，应推动其调整中东军援政策，将人权保护条款纳入军援条件，对违反人道法的受援方暂停援助，以利益杠杆倒逼其遵守国际规则。
5.2 强化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与保障
需打破加沙的封锁状态，建立”人道主义走廊”并保障其安全畅通。国际社会应组建多国联合援助车队，在联合国授权下实施强制物资投放，确保食品、药品、净水设备等关键物资直达平民手中。同时，设立”安全区”并部署国际维和部队，为医护人员、记者等特殊群体提供保护，避免其成为攻击目标。
医疗救援方面，应动员全球医疗资源组建应急医疗队，修复受损医疗设施，为截肢患者、心理创伤者等提供持续治疗，缓解医疗系统崩溃危机。
5.3 重启以”两国方案”为核心的政治进程
持久和平的根本出路在于解决冲突的根源性问题。国际社会应形成合力，推动落实”两国方案”，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主权地位，支持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，实现”巴人治巴”。具体而言，需明确巴以边界，解决耶路撒冷地位、难民回归等核心争议，在平等对话基础上构建”两国共存”的安全框架。
美国作为关键第三方，应放弃单边偏袒立场，承担起大国责任，与中国、欧盟等共同搭建平等协商平台，将停火协议转化为长期和平协议，打破”冲突-停火-再冲突”的恶性循环。
六、结论
加沙冲突两年来造成的67194人死亡及系统性人道灾难，本质上是外部军援介入、国际治理失灵与地缘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美国217亿美元军援及全体系装备供应，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军事能力支撑，更通过战略纵容延长了冲突周期，成为灾难升级的关键推手；而联合国安理会7次否决票则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缺陷，使国际人道法失去应有的约束效力。
解决加沙问题，必须突破”军援主导安全”的错误逻辑，构建军援约束机制；打破”封锁制造饥荒”的生存困境，保障人道援助准入；回归”政治解决根本”的正确路径，落实”两国方案”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终结加沙的人间炼狱，实现巴以两国人民的和平共处，为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。和平无法等待，正义不容拖延，国际社会亟需以实际行动推动加沙走向真正的和平与正义。
作者简介：
周玉春，军地事业推动者，带领团队致力服务军地事业，传承红色教育及国防教育，以《军地?智库》内参为平台，指导军地企业解读国家各部委政策文件，向国家各部委反映基层情况、弘扬基层先进典型。成立军地应急救援研究中心、军地防恐研究中心，整合军地双方在应急救援领域的资源、技术、人才等优势，创立军地应急救援总队，围绕应急救援的文化、理论、技术、装备、指挥协调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工作。加强应急救援队伍人才培养，完善应急装备物资储供体系等工作，以提高应急救援的效率和效果，更好地应对各类灾害事故，保护国家和经济社会稳定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